男男性接触者与公共卫生（续完）
张 北 川
四 男男性接触者与心理卫生
MSM的心理卫生问题几乎仅与gay、Bi和变性欲者有关，而与男异性爱者无关。其中以gay遭遇的问题最多见。gay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不能科学、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性取向，同性爱者的身份暴露，拒绝进入传统婚姻，交友困难，同性伴侣关系破裂，遭遇非自愿性交、性暴力和其他伤害，成瘾性物质滥用（如嗜酒、吸毒）等。Bi遭遇的问题，主要是对自己性取向的困惑和婚姻内外关系的协调。变性欲者遭遇的问题，主要是变性手术前的阻力和变性后的适应状况等。上述问题的发生主要与个体所处的经济、文化环境、受教育状况、个体与亲长关系等有关，特别是与歧视性文化有关。
例1：我儿子16岁。今年儿子在网上认识一些gay，便认为自己是gay。他说书中讲同性爱是遗传造成的，在这种想法中陷得很深。本地开了家“同性爱”吧，不少学生到那里混。从前我从没有见过同性爱，现在一下子涌出这么多。有没有方法把孩子从陷阱里拉出来？
例2：我们的家族和亲属对我儿子是gay的事，都深感震惊和强烈的反感。我们与他话不投机，无法进行交流。他抵触情绪很大。他讲他很信服专家的说法，“同性爱不是病，只是性取向不同，况且法律上不加干涉”云云。请救救我的儿子！
大量gay在性心理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不能正确接纳自身性取向的“自我不和谐”（又称“失谐”）阶段。此时，他发现自己的性欲需求指向同性，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特别是与自己长期认可的传统生育文化意识、与社会（包括亲长、家人等）的要求等严重背离。这种心理冲突的直接后果，通常是内心痛苦、焦虑、抑郁。
例1：我知道我有同性恋倾向，但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我害怕。我的家人不知道我有这种念头，我越来越害怕社会舆论和大众的谴责与鄙夷。我想改掉它，约束自己，不再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例2：我很痛苦，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认识和不认识的gay以及如何和他们去接触。也许我真不应该成为同性爱，但老天捉弄人，竟然让我的思维中多了一些不正常，少了一份天经地义的正常。
例3：我很孤独，没有人理解我。就连我最要好的朋友，也对这种“嗜好”嗤之以鼻。我不敢对家人讲，不敢对同学讲。没有人听我诉苦，没有人听我感叹，没有人听我向社会发牢骚。所有的一切，我都要自己默默地受。父母催我找女朋友，早日结婚。我不敢说我对女人没兴趣，我在一步步走向崩溃。
严重情况下，“自我”的不和谐会使个体出现自杀念头，甚至自杀行为。
例1：期望能救救我这个在生与死边缘上挣扎的苦命人。我是个被命运捉弄的人，自从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倾向后，一直生活在灰色的世界里。无止境的绝望、无助和迷惘令我痛不欲生，真想一死了之，但又放不下含辛茹苦拉扯我的双亲，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
例2：我的生活是灰暗的，在孤独、寂寞与痛苦中挣扎。我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人言可畏呀！而今只有孤独地行走。最终只有想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再没有烦恼。焦虑、孤独、痛苦、烦恼一直伴随着我，我曾经自杀过，可被救了。即使是现在，我时常问自己：这样活着为什么？这个世界容不下像我这样的人。
类似的心理卫生问题，可以在亲人等要求gay结婚时或已与女性结婚后出现。
例：由于家人、亲朋和环境的影响，我结婚了。在众人眼里，我的工作、生活都是很如意的，但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心、我的苦恼之情呢？我既要维护在他人面前的尊严，又要维持这个家庭。我面对着妻子、儿女以及家人，总有一种对不起他们的负罪感。另外，就是与妻子的性生活，我都是以种种借口推脱或是勉强匆匆了事。面对她，我的心都要碎了！
国内的调查显示，88.1％的gay（曾）很希望有固定专一、互有感情的同性伴侣一同生活。在无法找到同性性伴以满足自己的性心理平衡时，他们会出现严重的负面心理。
例：情绪不好，因为一直想找一个能终身厮守的人，一直没有眉目。曾在寒冷的夜里，我一个人在冷清的街头，不停地走，止不住的泪水。当时已近子夜，我却丝毫没有返校的念头。一个强烈的念头攫住我的心：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它！
社会文化与gay心理卫生问题的关系，是国际学界多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Bagley等人于1997年发现，加拿大gay产生强烈自杀愿望和自杀行为的危险性，比一般男子高13.9倍。Warner等人于2004年报告了对英国1285位gay和Les的研究结果，发现他们之中高达43%的人存在心理障碍（精神疾病），高达31%的人曾有自杀企图。分析发现，心理问题在这一人群中出现如此之多，与社会歧视有关，特别是与受到欺凌和暴力攻击有关。Huebner等人于2004年报告了对美国3个城市gay的调查情况，发现反同性爱文化使得他们在最近6个月中，有37%的人受到过语言污辱，11.2%受到过一般歧视行为，4.8%曾遇到暴力攻击。这类伤害导致他们缺少自尊和自杀念头的增加。
我国一项待发表的研究报告发现，在gay酒吧交往的gay焦虑、抑郁的心理症状发生率分别为45.5％和57.5％，而且上述心理症状与易传播AIDS的高危行为有关联。
刘华清等人在1999年对34位gay的研究注意到，他们常常出现困惑、内疚、痛苦、焦虑等心理症状，而且由于缺少与同类群体的交往和得不到周围人群的理解，常常迷惘、恐慌、抑郁，其中高达半数有过自杀行为。
张北川等人在1998—2001年每年一次对gay进行调查，发现30%—35%（曾）有强烈的自杀念头，另有9%—13%有过自杀行为。刘达临和鲁龙光于2005年报告了精神病专家1981—1991年间在南京一家大型精神科门诊对1000位gay和les的调查，发现40.5%曾有自杀企图。上述不同专家的类似发现表明，gay的确存在大量严重的心理问题。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同性爱者的心理卫生问题，实际上是全社会的问题。特别是他们的自杀问题，更是牵涉家庭、社会安定的特殊重大问题。学界认为，我国90%以上的同性爱者结婚“是不可避免的”。gay结婚后，他们的性取向对婚姻生活的负面影响，直接涉及了其配偶。在已婚的gay中，91%有婚内纠纷。
例1：我以前因为怀疑我丈夫是同性爱者，曾给您打过电话。现在写信与您联系，是因为我已完全地知道了他的确是。我与他结婚近4年，从未有过性生活，而且他对我并不是很好。因为我对他的爱太深，才一直没有分手。您能告诉我应该怎样做吗？我的未来还有阳光吗？
例2：我已经快要崩溃了。我是个27岁的女人，现在怀了9个月的身孕。本来我是怀着幸福心情憧憬宝宝降临的，可就在几天前我知道和确定了我的老公是同性爱者。我一下子从幸福的顶端坠入到痛苦的深渊。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刚开始知道这件事时我都不想活了，可是我又可怜还没出世的孩子。我现在不知该如何面对丈夫，你能帮帮我们吗？
因此，积极面对和解决同性爱者的心理卫生问题，是全社会的责任。
五
男男性接触者与艾滋病
1980年代初，AIDS首先在美国一组gay中被确认，其后发达国家普遍发现MSM是AIDS侵袭的主要人群。这些发现一度被西方媒体，特别是保守主义者，包括所谓道德主义者和宗教界人士大力渲染，以致产生了“同性爱=艾滋病”的严重偏见。
1980年代末的进一步调查发现，AIDS早已在非洲因为男女间的性行为而流行，艾滋病病毒(英文简称HIV)在19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于非洲原住民中。迄今为止，全世界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中，MSM仅占5%—10%。但在许多发达国家，HIV的感染者和病人仍有高比例的人是MSM。例如1987年和2003年在澳大利亚，当年新发现的HIV感染者和病人有80%—85%是MSM。
MSM中的AIDS传播主要与三大因素有关：①性伴数量，②性行为方式，③是否有防护措施。具体而言，性伴数目越多，感染概率越大。特别是与陌生人性交，风险更大，就好像是“久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道理一样。不同性交方式中HIV传播的可能性是，肛交（阴茎—肛门性交）＞阴道交（阴茎—阴道性交）＞口交（口腔—阴茎性交）。在这类插入性性交中，无论插入者还是被插入者，都有可能被对方传染HIV或把HIV传染给对方，但相比而言被插入者被传染的可能性更大。手交（俗称手淫，即用手刺激性器官）等非插入性性交，原则上无传播HIV的可能性。防护措施指正确使用安全套，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使HIV的传播下降85%（但如发生安全套破裂或滑脱，则无法预防感染）。
目前我们的社会是异性爱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如果有大量异性爱者（尤其是男性）选择多性伴方式生活，则HIV主要通过男女间性关系传播。非洲等世界上多数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AIDS就是这样传播的。倘若异性爱者中的多性伴者并不多见，则男同性性行为就会成为HIV传播的重要或主要渠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即是如此。
我国发现的第一例因性行为感染艾滋者，是1989年因患梅毒在北京协和医院就医的男子，后来的调查发现，他有多个男性伴和女性伴。姚钧等人的研究发现，AIDS于19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北京的MSM中流行，流行的病毒毒株来源于欧美。
“一对一”（即两人间固定专一）的稳固的性伴侣关系，历来被多种社会主流文化所推崇和赞美。我国的汉族文化也是如此，而且这种性结合关系常常得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肯定。gay的多性伴，是许多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使得gay往往备受诟病，包括来自西方主流宗教界的抨击。因此，有必要说明gay，特别是我国gay为什么普遍选择，乃至适应多性伴生活方式的原因。
最为重要的是，gay的多性伴主要是社会对同性爱歧视的结果。如果没有大众道德和主流舆论的支持，没有婚姻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保障与制约，异性爱者肯定也以多性伴方式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我国纳西族摩梭人男女间的性结合关系就是具体实例），更何况在社会主流文化对gay，特别是对gay性结合的态度基本呈破坏性力量的环境之中。一些gay自己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例：同性爱者性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简化为：社会歧视→同性爱者生活空间剧减→生活压抑，把性的发泄看得更重要→性的淫乱、情的不定→与大众道德伦理相违→社会歧视。这就像一条锁链或恶性循环一样，一环扣一环，剪不断理还乱。
著名的马斯洛心理学的“人类动机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层次自低至高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关系需求、爱的需求和自尊（自我实现）的需求。人首先在满足低层次需求后，才能提出较高层次的需求并为满足较高层次需求而努力。
性是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之一。性的进化同时使人类的性满足伴有强烈快感。为了满足性需求，在歧视性文化环境中，大量gay只能以达到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为性活动的全部目的。
例1：我是个21岁的男生，现在处于那种渴望得到爱的年龄阶段。我发现我对性也极其渴望。不瞒您说，我已经和6个人发生关系了。哎！有时候想想挺后怕的！我害怕自己得病。
例2：上月我又去了“××浴室”（那里都是男“同志”），我怕染病，只让两人给我口交过（时间都很长），且第一次住了一晚。当然，挺放松的，但当我从那里出来时，顿时孤独、寂寞、空虚、失意……一齐涌上心头，我好想大哭一场。
例3：有一个小插曲。一天我自己压抑实在心乱，就去了gay聚集地，和一人搭上话，上茶坊坐坐。料想不到他更关心的是金钱，而不是人品、人格。当我付完类似傍大款样的账单后，一副落荒而逃的样子回到家中。至今想来，还让我心惊肉跳，冒这么大的风险去一趟“庙会”[注：此处指gay的活动场所]，真太不值了。
这种性的交往由于环境恶劣，往往是在不留姓名，甚至双方看不清彼此模样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不仅可以较好地保护个人隐私，而且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国内调查显示，城市gay中的21.3％遭遇过异性爱者伤害（侮辱、敲诈勒索等），31.5％遭遇过其他gay的伤害。
例：几个月前，一位网友介绍一个青年给我。该青年来我这儿两次，第一次说爱我不能自拔。第二次到我处，我觉得他不老实，便给他几百元钱打发他走了。但这人昨天给我电话说没地方住，要来我这儿。我婉拒他。他却无赖地说我不理他便到我单位闹事。我自问待他不错，他却这样的卑鄙……他知道我是在市委工作啊，如果他真闹上门来我真的完了！
1990年代晚期以来，gay酒吧等需有一定消费能力的gay交友场所，普遍在我国大城市及部分经济发达和开放的中等城市出现。同时，能使gay得到“一次性”性满足的gay浴池也纷纷出现。这种新形势为AIDS在MSM中蔓延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中国发生MSM感染AIDS的信息，最初只是分散和偶然地出现在官方文件及个别医院的HIV感染者病例报告中。1990年卫生部的一份文件指出，已有身为本土居民的gay感染HIV。王爱霞和张伟红于1996年报告了1985年至1996年中期北京某大医院诊断的28例HIV感染者／病人中，有6位是MSM。张北川等在1998年、2000年、2001年的连续三次问卷调查发现，被调查的MSM中仅有约10％的人主动做过HIV检测，已检测者中，各年感染率依次为2.5％、4.2％、5.4％。
例1：我20岁，感觉找一个真爱的人好难。我从前遇到3个，最后都散了。哎！心里挺难受的。最重要的，就是做爱的时候的安全问题。不瞒你说，我的一个朋友是昆明的。他在跟我接触时没有什么问题，等到他回家去一个月，就被查出来AIDS发作了。现在他已在休养了。我由于小，没经验，以后交往朋友该怎么办？
例2：我到了大学，走出了沉重的高中功课，也远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束，开始网上交友。我一直期望有个固定伴侣，然后守住这份爱。到大城市一年，我总共有过4个性伴，和每个人都仅有过一次性关系。一年后我开始感觉不适，经检查确诊已染AIDS。我不想追究是谁把病传给了我，也不想把这病传开。我还是想找一个有真爱的人。
例3：我28岁了。这个我人生中最坏的消息是昨天得知的，我的HIV检测是阳性。我很痛苦，也很后悔，可一切都太晚了。我现在心情很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对家人说，该不该对他们说，我好害怕。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Choi等人在2001年开展了专门针对中国内地MSM的HIV检测，对北京近500位MSM的检测发现，感染率为3.1％。这项调查证明，性伴越多，越易感染HIV，特别是已婚者感染率更高。
通过中国gay网站对我国350多位MSM的调查发现，网民中近70％与通过因特网认识的MSM发生过性交，他们之中2／3的人曾有过无保护性肛交，口交时安全套的使用率很低。杨振发等人于2002年通过因特网征集中国南方某大城市MSM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的HIV感染率为3.4％。
吴玉华等人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对东北某省会城市的140—200位MSM进行了三次检测，其HIV感染率分别为1.32％，1.40％，1.35％。
张北川等人于1998年的调查发现，400多位MSM人均累计有男性伴31.6人。这组MSM中近2／3从未用过安全套，普遍存在AIDS防治知识与安全性行为严重缺乏现象。不用安全套的原因依次为：影响性交时的快感，没有感染HIV的危险，认为性伴是健康的
张北川等人在2001年的调查发现，1100多位MSM中近一年内曾无保护性地主动口交和被动口交者分别占85.0%和81.9%，曾无保护性地主动肛交和被动肛交者分别占66.2%和73.3%。
曲书泉等人同期对东北某省会城市MSM的调查发现，近半年内79.8％曾主动肛交，其中41.6％插入时从不用安全套；58.7％曾被动肛交，其中45.0％从不用安全套。6个月内总计84.5％有过无保护性肛交。67.1％曾与女性性交，与女性性交时仅有10.5％坚持用安全套。近半年21.1％曾向男性卖过性，2.8％也曾向女性卖过性。卖性者中仅有14.0％坚持使用安全套。
以上接受调查的MSM通常平均约三十岁，主要生活在大城市，约半数人接受过大学教育。
据分析，MSM中的AIDS流行状况因所处城市地理位置和社会阶层等而明显不同。研究发现，不去gay活动场所的MSM和有固定男伴侣的MSM，也普遍存在高危行为。少数民族的MSM较汉族的MSM更倾向于同女性发生性关系。MSM中的Bi的女性伴多于gay，Bi与女性性交时的安全套使用率低于男男性交时的使用率。
学界还对主要向gay卖淫的男子（学界称之为男性性工作者）进行了调查，发现相对年轻、低收入或无收入、低教育水平的未婚的从事性工作的MSM有更多的高危行为。一项待发表的调查报告表明，在酒吧寻找顾客的近百位男性性工作者中74.7％与女性性交过，21.1％有固定的女性伴，43.2%曾与男性性交，37.9％曾口服兴奋剂。哈尔滨市2004年的调查发现男性性工作者中的HIV感染率为4.76％。
我国官方估测，至2003年全部性接触感染者占HIV／AIDS总数的30.9％，其中gay占11.1％。2004年年末以来，中国疾控中心因此不止一次通过媒体指出，MSM的HIV感染率已超过1％，根据感染率比较，MSM在中国已成为仅次于静脉吸毒者的第二大AIDS高危行为人群。
六
影响同性爱者健康的主要因素
从历史与现代的角度观察，今日中国的MSM，特别是gay的健康问题，至少受到四大因素影响：①20世纪之前社会对生殖与性关系的主流认识，这一认识现今仍有重大作用；②1900－197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性及同性性行为的意识形态化和这种认识的延续；③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对性与同性性行为认识（包括学界认识等）的作用；④中国社会，包括MSM社区的发展，和它们对AIDS的反应。
与深受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影响、至今仍存在用法律惩处MSM的80多个国家情况不同，中国直至19世纪，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过严厉排斥男男性行为的情况，在某些时代，男男间的性爱关系还在统治阶层和民间风靡一时。然而，传统文化要求男男性关系不能妨碍与女性结婚和生育。中国对男男性行为的排斥始于20世纪初。中华民国政府执政时期，男男性行为即被认为是道德问题，并有可能受到法律惩处。1957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指出，成年人双方自愿的同性性行为不为罪。1990年代初，中国公安部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但男男性行为在1950－1970年代被意识形态化，被认定是西方文化渗透的产物。同时，受1950－1980年代西方精神病学对同性爱早期认识的影响，同性爱被视为心理障碍之一。
中国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迅速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视同性爱与异性爱为平等现象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疾病、损伤和死亡原因，国际统计分类手册》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
1987年，中国官方宣称，中国的男男性行为“不普遍”，而且违背道德和法律，因此AIDS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很小”。同期的官方文件要求“严厉禁止同性爱”。传统的保守态度在1990年代末有了根本转变。1997年，我国刑法中废除了曾使大量gay被法律惩处的“流氓罪”。2001年，中华精神病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指出，同性爱者在自我和谐时不再被界定为性心理障碍。
据认为，控制民众性活动的传统机制的衰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迅速的城市化、多元的性价值观初步得到认可、人口的大迁徙和流动、“性革命”的冲击等，有利于MSM群体生活质量提升，但也为AIDS在MSM中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同时，政治上对MSM的忽视、与性取向有关的人权水平的落后、学界对决策的影响力不足、MSM社区亚文化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等因素，阻碍了对MSM中AIDS流行的控制。
因一度忽视国际间一些沉痛教训、对国情缺乏实际了解和对AIDS反应迟缓，中国出现了静脉吸毒者和卖血者中的HIV/AIDS严重流行状况。虽然HIV/AIDS在中国全民中的流行水平远低于1990年前后的泰国和今日的印度，但近一二年来中国官方对由性传播导致的AIDS流行的警觉性已迅速提高，而且针对防控AIDS的官方政策已有巨大转变。这一变化正在有力地推动对MSM的工作。
七
对男男性接触者的健康干预
对MSM的健康干预，主要是一种对gay的健康促进活动（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心理——行为健康和身体健康的不同层面）。从理想的环境看，它涉及公共政策（包括法律）、社会主流舆论、一般民间力量（如gay的亲友）和来自gay社区的综合支持。国际间的先进经验表明，对MSM全方位的积极健康干预，可以大大减少MSM感染HIV。例如在澳大利亚，1987年发现有2284位MSM新感染HIV，这个数字在1994年降为772人，1997年又进一步降至485人。
我国对MSM的有组织的健康干预，基本上仍限于对该人群的AIDS高危行为干预。虽然这项工作包含了提供心理支持，但由于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尚未“到位”，所以相关工作仍远远滞后于现实需求。
1992年，健康教育界学者陈秉中及万延海等人提出人权保障对MSM中AIDS控制的重大作用，开展了针对MSM的有组织的预防AIDS宣传，并开通了中国首条AIDS热线，强调了对MSM开展AIDS干预的意义，特别是由MSM自己组成的民间社团（非政府组织）在AIDS控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时期，李银河于1992年出版了对北京49位gay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他们的世界》，张北川在1994年出版了理论专著《同性爱》，生命伦理学界学者邱仁宗举办了有专业人员和MSM、官员参加的以“同性爱与艾滋病”为题的小型研讨会。1997年，由艾滋病和性病界、社会学界、精神卫生界、生命伦理界、法学界、女性研究界等多学科专家，与MSM联合创办“朋友”项目。1998年年初至今，它出版了面向MSM、学界、媒体及官方的双月刊《朋友通信》（2001年达到每期1万册）。这份未公开出版的刊物，刊登与MSM相关的AIDS及性病流行和控制信息、国内外与性取向有关的时讯、学术文献、gay和Les写的与个人生活有关的文章及思考。2000年，艾滋界再次提出应尊重gay的人权，并在2004年深入阐释了保障gay的人权与AIDS流行和控制的关系。
1990年代前中期，北京的少数gay和Les，开始自发地在MSM中宣传有关AIDS的常识。这一活动在1997年发展成中国内地第一条有gay社区文化特点的健康促进热线——北京同性爱热线（其命名为“北京同志热线”）；同期，作家童戈开始参与这一活动，利用职业优势向大众和MSM宣传有关性取向与AIDS的知识，并在后来提出了“建设先进的同性爱亚文化”这一富有时代色彩的积极认识。2002年，合法注册的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成立，MSM社区AIDS干预是其主要工作之一。2004年，它聘请童戈主持并完成《MSM社区AIDS干预方法研究》，这一报告得到MSM社区、学界和官方认可，走出了学界与MSM社区一同联手进行AIDS干预工作的第一步。
2002年至今， 20多个大城市建立了以当地MSM志愿者为主体，而专业人员仅提供技术指导的工作组。许多gay及Les，积极要求并直接参加了控制MSM中AIDS流行工作的志愿者工作组。
例1：我愿意当个志愿者，为gay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社会、为人类做一点贡献。我们要对历史尽一份现实的责任。不能不正视现实，我们要对现实尽一份历史的责任。AIDS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攻克AIDS绝不是梦想。
例2：最近，我去了gay活动点，了解他们对目前AIDS状况的知悉情况。结果很让人担忧。那些手中有《朋友》的gay，现在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了，但新面孔在不断出现，所以希望能尽快寄来更多的《朋友》（说明：写信者是女性，生活在南方某省会城市，是协助向同性爱者散发《朋友》的志愿者）。
这些工作组通常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相对固定的人员，在MSM聚集的场所开展服务，设立咨询热线，组织有AIDS教育内容的、富有社区亚文化特色的文化和联谊活动。这类工作组大体分成：①由gay任负责人的团队，如成都、沈阳等城市。②由卫生或计划生育专业人员负责的团队，如重庆、上海。③由地方卫生官员直接负责的团队，如浙江、黑龙江。2002年，民间的AIDS专业人员万延海成立了北京爱知行咨询中心，对MSM的AIDS干预是其工作内容之一。已注意到，某些工作组由于不能充分尊重被干预对象，结果被gay社区拒绝。研究表明，针对MSM的健康干预对其高危行为的改变和心理健康的维护会产生积极影响。
还应指出的是，对gay的性取向歧视与AIDS歧视（对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歧视）相结合形成的双重歧视，常常自然地激发出反社会心理。相反，对同性爱者的积极接纳、对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热诚关爱与治疗，则会使得他们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例：我在刚刚得知自己不但已经感染了HIV，而且还发展为AIDS时，心理几乎崩溃了。震惊、恐慌、烦恼、后悔、害怕、绝望、沮丧、焦虑、压抑、愁闷……什么样的心情都有，几乎什么样的念头都有，那种复杂的心情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容都不过分……甚至有马上死掉的想法。刚得知自己是AIDS时，人们都经常在想，为什么偏偏是我染上这病呢？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病，那大家就平等了；在一个阶段内想到把AIDS传播开，是我们这小群人普遍有的想法。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去这样做。我们这个社会，对AIDS病人太不好了（说明：这位病人后来成为北京某大医院成立的AIDS感染者防艾宣传组织的优秀志愿者）。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对MSM的AIDS干预工作正处于重大变化时期。2001年，学界提出必须对该项工作给予政治和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及合适的网络支持。2005年，中国卫生部以公开的官方文件形式，要求各级疾控中心的“高危人群行为干预队”开展面向MSM的工作。估测这一重要变化，将在近年内减缓AIDS在MSM中的传播、蔓延速度。
八
解决性取向问题的意义和策略
MSM的心身健康问题和关联的公共卫生问题，其核心是在性取向方面，社会上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差异及因差异引发的矛盾。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多元一体”的时代，这个现实使得当初隐藏于“地下”的因性取向不同而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浮出“水面”。我国有约3000万名同性爱者（其中含Les约1000万人），连同其直系亲属和近亲，总人口逾亿。因此，化解性取向不同所造成的种种不安定因素有着特殊意义，这也是发达国家全社会关注该类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医学模式认为，健康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gay作为一个群体大量出现的心身健康问题，就是这些综合因素互动作用的典型。以开阔的视野观察，改变在性取向方面认识落后的现状，至少在以下六方面有利于全社会，即也同样有利于异性爱者：①使约3000万人口消除因受歧视而引发的心理压力，把自己的能力更好地奉献于全社会。②有利于AIDS防治。AIDS是现在至202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大障碍之首，积极地包容有助于遏制AIDS流行。③在环境宽松后，同性爱者不再与异性结婚，进而有助于减少中国人口增长压力，也有助于缓解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引发的约1000万男异性爱者结婚难问题。④消除深层次社会矛盾，因为同性爱者与异性的婚姻一旦建立，便隐藏了破裂的“种子”。⑤有助于减少与性取向有关的犯罪活动。⑥有益于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进步形象、人权形象。
由政府通过改变公共政策来改变同性爱者处境的举措，首先出现于欧洲国家。在《新旧约全书（圣经）》被奉为世俗社会圭臬的欧洲中世纪，有过残酷镇压gay的历史。这种迫害在欧洲20世纪前期希特勒执掌法西斯德国政权时，曾一度再现（德国纳粹惩处gay的理由之一，是他们降低了人口出生率）。1930年代，国际性学研究中心自欧洲转至美国。那时至1960年代的大量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导致了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正式把同性爱从精神疾病中删除； 1975年美国心理学会发表声明，指出同性爱不损害个人的智力、判断力、稳定性、可信赖程度和一般的社会能力、职业能力，并鼓励大众消除把同性爱视为疾病的污名和耻辱。AIDS流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它导致世界卫生组织于1992年把同性爱从精神疾病的病种中删除，使得把同性爱视作与异性恋平等的现象成为国际学界的共识，并结束了把同性爱道德化和疾病化的历史。
西方国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大改变始于1980年代末。这种调整表现为，采用立法手段反对歧视同性爱者并保障同性爱者的多种权利。西方法学权威学者波斯纳于1992年指出：“社会对同性爱者越是不宽容，gay结婚的比例就越高。美国结婚的gay的比例大约是瑞典的两倍。越是不宽容，婚姻作为一种掩盖同性爱活动的价值也就越大。”
“强加在同性爱者身上的法律权利限制只有有限的意义。同性爱者已经成为一种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城市中。引发歧视同性爱的那些畏惧和厌恶都是非理性的。”“禁止同性婚姻，同性爱者就缺少了一种重要的装置来控制自己的性欲求，因此他们更乱交。更重要的是，为了掩藏他们的性关系，同性爱者会趋向于用性行为来替代求婚。由于在大多数家庭和学校中，同性爱都是有禁忌的题目，青少年同性爱者很难了解到相关性知识，因此解决困惑的惟一途径就是从事性行为，这些性行为本身替代了相关性疑惑的阅读和谈论。这是推动同性爱者乱交的另一个动力。”
波斯纳还指出：“有了结婚权（指同性婚姻）会提升同性爱者的自重，有助于同性爱关系的稳定，由此使同性爱者更幸福，减少性病和AIDS的传播。”
西方公共政策权威学者科布在2002年则指出：“在一个将个人满足和性满足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并嘲笑和谴责gay的社会中，往往导致青少年的自杀。不应试图改变那些不遵守当前社会规范的个人，应该改变的是社会及其规范。”
科布还指出：“社会造成了同性爱者之间不负责任的滥交，然后又来谴责他们这么做。结束对gay与Les的歧视的过程中最迫切的步骤，是对同性婚姻予以合法的认可。”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发达国家越来越普遍地通过法律，赋予同性爱者建立类同异性爱者婚姻的“伴侣家庭”的权利，乃至同性结婚权利。少数发展中国家也已认识到在性取向方面的歧视有损于全社会利益乃至发生影响社会安定的负面作用，并以法律形式反对性取向歧视。如南非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下台后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在写入国家反对基于肤色、种族和民族、性别、年龄、健康状态等的歧视的同时，写入了反对性取向歧视。
在我国，认为生殖是性活动的中心这一认识，早在封建社会之前就已存在，推测产生于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约前11世纪），这种认识随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发展得以固置和发展。它与“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文化”、“万恶淫为首”的“寡欲”文化结合，使得同性性关系处于以男女性结合为核心构筑的婚姻家庭文化的边缘，并被部分道德化。这种情况虽然由于先进科学进入我国，产生了重大变化，但在一般民众那里，仍然有待于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大众媒体的宣传加以改变。
我国学界晚近也已明确提出应维护同性爱者的权利，指出这些权利至少包括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知情权、隐私权、平等权、接受公正审判权等七种基本人权。由于同性爱者是与异性爱者同样为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人群，所以他们具有享受社会进步所带来种种成果的权利，以及向社会要求使自己与他人享有共同发展的权利、不受歧视的权利、免于非人道对待和惩罚的权利、同性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家级主流媒体在这一方面正在迅速与国际先进理念“接轨”。2001年，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指出，AIDS防治工作不应忽视gay人群。2005年，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数次明确指出，应把gay人群列入AIDS工作的重点。新华社报道了学界关于应当维护同性爱者各种权利的观点，并以该社记者名义呼吁大众改变落后认识。中央电视台也正面、客观地介绍了同性爱者在我国落后的性文明中面对的文化困境，以及同性爱者积极参与防艾工作的状况，并开放地介绍了学界的观点。
九
正确对待男男性接触者
MSM由数个人口数量和性心理、性行为特点明显不同的亚群组成，其核心是gay。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以男女结合为核心的婚姻家庭关系，使得延续了3000多年的同性性关系处于边缘地位的理念在今日中国仍有强大影响。它与早期西方精神病学、性心理学和性政治学在我国的影响相结合，导致了20世纪至今，MSM，特别是gay受到反对和歧视，进而造成gay普遍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冲突，并且在AIDS时代的公共卫生方面对全社会产生特殊的负面影响。然而，积极地解决有关问题，则可以对全社会产生普遍有益的影响。
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通过教育和媒体宣传，普及有关的当代科学知识，特别是促进公共政策的转变及与先进文化接轨。这在消解直接与数千万人生存质量相关的严重问题，调动他们为全社会服务的积极性，积极参与AIDS防治，树立中国人权建设的当代良好形象等诸多方面均富有意义。我国学界高层与卫生界官方的主流理念，已与国际先进理念接轨。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正朝向有利于解决相关问题的方向发展。目前急需推动的是公共政策方面进一步全面发展。可以预期的是，由于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在西方历时约一个世纪的人类在性取向方面的文明进步，中国有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