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45期《朋友》张建伟先生“弱者心态与被歧视者的特权”，如鲠在喉。由此我想起张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同性爱者的道德困境”，这两篇文章如出一辙。
　　不知张先生是以同性爱者为友，还是为敌？如果不是抱有几分敌意，是写不出这样文章来的。因为在张先生眼里，同性爱者是一个“不讲道德的群体”。中国同性爱者有几千万，张先生了解几何呢？作为有身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作一些深入调查，不然怎样才能发表出中肯的意见呢？
　　如何评价张先生呢？还是如我以前所说：“道德先生”。
　　按历来的规矩，道德先生攻击别人之前，首先总是宣布罪状。这次的道德罪状是“赞赏同性卖淫”。之所以产生此种“罪行”，原因在于“认同同性恋爱”，所以“爱屋及乌”。我实在不能理解，怎样由“认同同性恋爱”经过“爱屋及乌”，变成“赞赏同性卖淫”？如果用三段论法进行逻辑推理，只能是“同性恋等同于卖淫”，“认同同性恋爱”就是“赞赏同性卖淫”。看来，这次攻击的目标恐怕不止是同性爱者，还包括那些“认同同性恋爱”的人群。这种指责，首先就是不道德。我走遍大江南北，同性卖淫倒是少见，异性卖淫比比皆是，嫖娼现象时有揭露。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总不能不道德地指责异性恋者“赞赏异性卖淫”吧？作为不是同性恋人群所专有的社会问题，个人有没有出卖自己身体的权利，以及卖淫属于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我建议张先生和社会学家李银河讨论一下，不要和被严重剥夺了话语权的同性爱者议论，也不要莫名其妙地给别人擅立罪名。
　　立下罪状后，还需分析道德犯罪的原因。张先生笔锋一转，分析道：“（同性爱者）在需要进行道德评价的事项面前，失掉判断是非的能力，形成迷失状态（没有多少人承认这种迷失，属于迷失而浑然不觉的现象），是为同性爱者的道德困境。它的外在表现是：对同性卖淫缺乏明辨，公开滥交，从而对社会善良风俗形成挑战。”
　　你看，同性爱者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行为是非的判断能力了，他们是混混沌沌的一群，挑战社会。如果没有同性爱者，中国的社会风俗多么善良。就是因为同性爱者“赞赏同性卖淫”、“公开滥交”，将一个清凉世界搞得乌烟瘴气，你们这一群人该送到道德法庭中去。呜呼！中国的同性爱者多么可怜，刚刚被宣布非罪，摘掉精神病帽子还没多久，道德法庭又在等着他们！
　　不过，不要着急，有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在帮助我们。他写了几篇劝诱文章，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通过大家对同性爱者的道德观念的思考，探索同性爱者的内心世界并进而寻求其外部生成环境之路。”“说得简单一点，同性爱者要消除歧视，应当改变外界对这一人群的刻板印象，以正面、健康现象去赢得尊重。”说白了，之所以被歧视，是因为同性爱者自身不道德，只要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歧视也就消除了。
　　这种观察和判断恐怕不符合事实吧？这要犯众怒的，因为这是对同性爱人群的攻击。同性爱者之所以被歧视，难道不是严重的社会偏见造成的吗？他们应有的权利难道不是被严重压抑着吗？
　　不过张先生并不这样认为，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读他的文章，因为“如果平心静气去读这篇文章（指《同性爱者的道德困境》），大概不会体会不到作者的良苦用心。……这个用心大概被忽略了。”你们这样做实在是太不自量了，不知道“（张先生的）理论文章在维护同志权益、优化同志生存环境过程中的重要功能，以为文章只是给同志圈子里的人自娱自乐的，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需要有一定深度、高度的文章加以论证和支持，也许‘你’感到费解、感到绕嘴，但正是这些‘你’无法读得明白、读得顺畅的文章，过去、现在、未来早发挥了和将发挥说服决策者改变‘你’的处境、提高‘你’的地位、维护‘你’的权利的作用。”
　　小生愚昧，先生的道德文章，“我”还凑合着读得懂，特别是上面“胡萝卜加大棒”的这一段。但“我”除了产生反感外，丝毫产生不了感激之情。
不懂理论的“我”，冒昧地提一个福柯式的发问：“性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就是一种给人带来愉悦的活动，而进入了道德的领域？人们为什么把性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以为非同性恋者最烦恼的是同性恋生活方式，而不是同性恋行为本身。……我指的是一种常见的恐惧，害怕同性恋者会建立一种强烈而令人满意的关系，虽然他们并没有遵从别人认可的法则关系。人们最不能容忍同性恋者去创造一种未曾有过的关系。”李银河先生为这段观察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这是一种忽视占有和忠诚观念的关系。它也许不是持久的、不是从一而终的，但却是强烈的、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关系。它违反了所有我们所受教化中培养起来的伦理价值，使人感到惊愕――难道人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人可以建立这样的关系吗？”
　　以上这些话作为“我”和张先生关于同性恋道德对话的结束语。由于观念上的南辕北辙，讨论恐怕只能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