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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同性爱艾滋病干预中心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待遇？
“这些年我在工作中所受到的阻力我并不认为是多大的事，但这是一个缩影，这说明中国在控制艾滋病上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没有多作寒暄，张北川边处理手头工作，边接受记者采访。
“我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高耀洁教授还不如我，她记录艾滋病患者的照片被强行曝光，我们最起码还不致这样。我们怕什么？在我们身后站着的是中国科学界，有着人民的需要。”
张北川教授“轻描淡写”的语气背后，是他几年来与艾滋病孤军奋战的尴尬遭遇———霉湿拥挤的研究室；被剥夺行医资格；３年停发的奖金和作为一个知名教授在自己医院里却没有一张用作研究的办公桌……
院方的说法
辞别张北川教授后，记者来到他的人事编制所在地———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这座在出租车司机嘴里被称为的“山东最好的医院”，门诊大楼宽敞气派，与刚刚才离开的性健康中心拥挤阴暗的临时房大相径庭。广厦之下，为何如此难容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记者找到该院院办。
“张教授呀，我们医院没有取消他的行医资格，也没有说不让他搞研究。”院办主任听明记者采访来意，他接通院长电话并匆匆出去帮记者联系采访，遗憾的是，１０分钟后他回来告诉记者，“院长在外面开会回不来。”院办公室于是派出包括宣传处、人事科在内的院方代表接受采访。
“关于一些媒体上说的取消行医资格一事，这完全是个概念。张教授他原来是搞皮肤病诊治的，医院也没有开设艾滋病性病业务，那时候是他自己要搞的。当然现在医院已经开设这个项目了。”院方分析张北川不到医院上班的原因还有：因为同事关系没搞好，他不容得别人，别人也不喜欢他，所以自己也不来了。
按照院方代表的说法，张北川没有中心大楼办公室的主要原因，是同事关系处理不好后“一意孤行”的结果，那么，办公环境的简陋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医学院的皮肤病研究所调整，原来属于医学院的皮肤病研究所和临床结合后，把皮肤病研究所拿到医院来管理，在这个调整期间，因为医学院办公室的安排才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皮肤病研究所既然已经纳入医院的管理，那么科技研究人员的办公地点问题理应由医院来解决了，对这个问题，院方代表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属于医学院的下属单位，这些工作由医院来协调不太合适。我们聘请他来作医院皮肤科的教授，就应该来出门诊，可他既不来带学生又不来坐诊。不是我们不让他来，而是他自己不来。”
你就不要当大夫
据张北川说，３年多的时间他和助手只拿到工资，没有奖金。
院方的解释是：这是成本核算问题，科室承包后，包括病人治疗费、人头费、劳务输出、设备折旧等成本扣除后，余下的作为奖励来发放。张不到医院来上班，所以对医院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医院怎么可能发奖金？“你不到医院来干活，还给你发工资，就是养着你这个人，已经很不错了！”
按照院方的逻辑：对于医院来讲，一个教授只有穿着白大褂、坐在病房里看病才叫有贡献，但如果你搞别的，哪怕是研究非常重要的科研课题，你对医院来讲还是没有任何贡献！
“对艾滋病这个课题的研究，卫生部并没有下发责成哪一家医院专门研究的文件，医院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已经做出一些了，你不能要求我们来承担一切责任。艾滋病的研究和防治是一个社会问题。”
当记者提出就张北川目前的办公环境改善状况能否得到一个解决办法，院方的回答是：“他要回皮肤科来上班，必须去治疗别的病人，否则医院没有别的办法。”
记者再次表示张北川如果按照院方的要求回来上班，履行医院要求的“查房、坐诊”等业务，势必牵扯很大精力，不能专注于对艾滋病的研究时，回答是———“你既然没有精力来做这些日常工作，那你就不要当大夫……”
“人际关系问题”
院方给出的信息里，多次提到张北川的“人际关系问题”。张北川过去与同事的关系到底“恶劣”到哪种状况？记者来到该院皮肤科。
让人意外的是，一听到媒体记者来采访，特别是提到“张北川”这三个字，科室的几位医生同时现出警惕的眼光，“科主任已经下夜班了，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去问他吧，我们不了解情况。”
采访不到科主任，记者还是不甘心地“赖”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趁病人少的空当，记者把采访问题锁定在“你眼中的张北川”一个问题上，采访有了进展。
“张教授是个好大夫，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正派，对病人很负责。”在能获得的少而又少的信息里，当日当班的几位大夫都表示：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张教授是一个好人，一个做学问的人！据我们了解，张教授想要回来上班，但有人不让他回来！……
谁在编造谎言
对院方的说法，张北川进行了辩驳。他首先强调：“既然医院有这么多道理，为什么还把责任推给医学院？我工作的医院，凡是有研究课题的医生，都安排所需时间从事科研。我是皮肤性病专业医生，目前指导的两位研究生也从事艾滋病研究。国家在传染病防治法所涉及的病种中，艾滋病属于性病中的一种，为什么性病专家不准从事艾滋病科研？医院曾指责我从事艾滋病研究没有‘通过组织’，谁说医院没有开设艾滋病性病业务？国务院下达的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明确强调，性病防治部门有责任开展艾滋病防治。全国任何一家省级综合性医院都开展这种业务。院办主任改口了，没再说不准我做艾滋病研究。其他官员却讲，卫生部没有下发文件，让医院参与艾滋病研究，艾滋病研究是社会的事。这些话，实在是自相矛盾，难圆其说。”
据张北川说，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他就把工作重点由一般的皮肤病诊治集中于性病艾滋病防治。“院长１９９９年初曾承诺让我用少部分时间在医院上班并看性病，大部分时间搞科研，但又与他的‘小兄弟’在一起拒绝落实。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我与院方交涉多次，我有记录的就不下１０次。卫生部早在９０年代中期就要求医院开设性病门诊业务（一些国家级医院９０年代初就开展了这种业务），我所在医院１９９６年成立的性健康中心，就是专门处理性病艾滋病业务的。它最初与皮肤科合而为一，后来独立。只不过我不遂个别领导的意，于是在１９９９年被他用权力封杀了。１９９９年１月，青岛市卫生局有专门关于医院设立规范化性病门诊的正式文件。医院拒不执行。今天，媒体揭开了‘盖子’的一角，于是又编织不同理由，继续骗。这实在可笑。”
对“自己离开医院和与同事关系处理不好”的说法，张北川说：“不止一家媒体来采访时，院负责人说谎话毫不犹豫，而且肆无忌惮地向媒体对我进行人格攻击，这种情况和医生们不敢说话反映出这个医院的深层次问题。三年多以前，医院主要负责人强迫我们搬到没有取暖设备、中午１２点也要开灯的临时房内。院方什么人、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到医院何处上班？从来没有人直接告诉过我！我自１９９９年春开始，就为这个问题找医院。２０００年６月，医学院负责人通知我，省委对我的工作有批示，２００１年７月省卫生厅通知我，厅领导又对此有批示。但都被医院‘顶住’了。极个别掌握权力的人做了难见光的事，又僵持着不认账，对媒体不断说谎，同时推卸责任。”
“是的，我是和皮肤科个别人没搞好关系，但这是因为我反对那个人盗用知名学者的名义企图使自己编造的论文发表、后来又反对他盗用我的名字做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那个自称是个别领导‘哥们儿’的人在皮肤科掌握着权力。三年多来我多次与该领导打交道的经过，我在工作笔记中有记录。实际上，我们遭遇‘打压’，只是因为我不愿意趋附时下流行的某些极恶劣的风气罢了。一次次说谎，反映了医院主要负责人某种很‘有趣’的心理。我想，我的遭遇，从侧面提示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艰难。”
张北川告诉记者：“我给医院争得荣誉的时候（如获得马丁奖），院报进行宣传，青岛大学校报进行宣传。白纸黑字，院方不说三道四，坦然接受。可是现在却如此指责，不是‘小儿科’水平的荒谬吗？医院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不良评价。在遏制艾滋病流行这一重大问题时，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一拖三年，最后发展到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地步，如此率意而行，迟早有一天要做出另一种反思！”
而对于张北川的工作，官方和科学界已有明确定论。《性病情况简报》２０００年刊出的全国性病中心副主任张君炎教授的文章，专谈张北川目前工作时指出，“实践一定会承认它（即张的工作）在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控中所起到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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