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切尼：挑战传统的女性

    美国现副总统切尼先生的小女儿玛丽，是一位具备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女性。在切尼的两个女儿中，玛丽在媒体的曝光率甚至高于其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的姐姐丽兹。玛丽个性直率，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爱者，而她父亲切尼所代表的美国共和党却在同性爱问题上持保守、歧视态度。34岁的玛丽·切尼在科思酿造公司担任公关部经理，该公司曾因为性取向歧视成为全美同性爱者最痛恨的公司之一。在玛丽上任以后，她全力改善这种状况，经常在各地巡回演讲和募捐，大力争取同性爱顾客对公司的支持。在2000年大选期间，布什的选举团队担心玛丽会对竞选有负面影响，但后来发现她的助选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同性爱身份的选民对共和党的戒备和反对。切尼一家似乎也接受了小女儿的叛逆，在家庭聚会上能够看见玛丽的女朋友的身影。（原载青岛晚报，2004年4月15日）

    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这位早年曾是开业医生的性学家，后来成为早期性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长期与负有盛誉的克拉夫特－埃宾、埃利斯和弗洛伊德齐名。在《中国当代性文化》（刘达临，1992）一书的序言中，他被誉为人类性学研究的两位“伟大的”“先驱者”之一（另一位是美国的金西）。该序言还指出：“每个国家中的每个阶级、每个血缘群体、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性文化，对此都应调查研究。”“对性学家来说，去寻找生活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性群体……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赫希菲尔德和金西都是他们的后继者的典范。”

    赫希菲尔德是以皮肤病临床医生的身份踏入性学领域的。他在行医初期，注意到自己的一个自杀身死的病人是同性爱者。这促使他在1896年以拉米恩为笔名出版了《萨福和苏格拉底──怎样解释同性爱》一书。其后他又出版了《德国人关于同性爱的刑事法。当代人对同性爱问题的态度》一书，吁请修改对同性爱者进行严厉惩处的法律。为了解同性爱的流行情况，1903年他调查了3 000位大学生，而后又调查了6 000位钢铁工人（他的调查研究一度因法院的干预被迫中断）。1908年他主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种性学杂志。创造了在现代广为人知的词汇“异装症”（transvestism）。他于1910年出版的《异装症》一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与研讨异装症现象的著作。1914年他出版长达1 000余页的纲领性著作《同性爱》（该书是布洛赫主编的《性学手册大全》的第三卷）。这部对同性爱者表现出明显同情色彩的《同性爱》一书，被埃利斯誉为有关同性爱的百科全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三卷本的《性病理学》。

    赫希菲尔德与布洛赫、摩尔等人一起，于1913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性学与优生学医学会”。1919年他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愿望，在柏林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性学研究所。该研究所结合采用生物学、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开创了对性的全面研究。这所研究所还拥有一个培训中心、4万份自传体个案材料和藏书2万卷的图书馆，向求助者提供免费咨询（包括婚前指导）、临床服务和医学法律帮助。1928年他达到自己学术事业的峰巅，出版了内容涉及性学各个分支的五卷本《性学》。

    赫希菲尔德被埃利斯称作对同性爱现象知识最为渊博的人和同性爱研究的第一权威。他在性学研究领域最感兴趣的课题就是同性爱，他还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同性爱者。由于在此方面学识精深，他曾被聘为德国法庭判别受审人是否为同性爱者的特别法官。他经常在法庭上直言不讳地为同性爱者辩护，以致于反对者称他做“带有个人动机的辩护士”。

    赫希菲尔德认为同性爱不过是自然的变异，并非一种病态。这一观点自他提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国际学术界接受，历时约80年之久。我国也已对这一观点采取某种认可态度。他还提出了与一般男女性别不同的“中间性”状态概念，认为同性爱者属于中间性状态，是性心理上的雌雄同体。他认为通过遗传获得的性别也是能变化的，不同的性爱倾向也可以通过遗传获得。其中，同性爱是“大自然用来防止变性的一种手段”，真正的同性爱是先天的，是因为大脑具有一种特殊的特征。同性爱者的大脑常常具有更大的易变性，同性爱不是一种疾病。赫希菲尔德并把人们长期混为一谈的同性爱与异装症区分开来，明确指出大量异装症者是异性爱者。此外，他还完全否定了性自慰会导致疾病的传统认识。

    赫希菲尔德不仅是卓有建树的性科学大师，不仅是相当活跃、富有能力的性学社会活动家和推动性改革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参加者，他还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他参加了“团结的新德意志”组织，积极倡导民主和国际主义。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他的民主信念和社会主义倾向。战争结束后，他坚决支持德国的民主革命。考虑到大众的健康，他还提出政府应该设立卫生部这一在当时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建议。

    赫希菲尔德在1898年创建了以性改革为主要目的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1921年倡导召开了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国际性学会议，于1928年在哥本哈根、1929年在伦敦、1930年在维也纳、1932年在布尔诺曾4次组织召开了这样的国际性学会议。其中在1928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他与埃利斯等人发起组织了“性改革国际联盟”，并任该组织主席。自1930~1932年间，除欧洲外，他的足迹先后到达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埃及、澳大利亚等国，在这些国家讲授性学。其间他于1931年到中国，曾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的大学讲授性学。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讲演会上，就有1 000多位大学生听过他的讲座。

    赫希菲尔德与其他德国性学家们的工作，使当时的德国成为世界性学研究中心。这一性学繁荣状况在希特勒攫取政权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赫希菲尔德的犹太血统、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积极主张性改革的激进思想和同性爱，这数重不容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身份，成为灾难性的组合，注定了他遭受残酷迫害的命运，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3个月，野蛮的法西斯暴徒们就洗劫了赫希菲尔德的性学研究所，所中一切研究资料和书籍等物品被付诸一炬。所幸的是赫希菲尔德当时正在法国，从而逃脱了陷身于死亡营的厄运。此后，他便开始了流亡生涯，再不曾回到自己的祖国。

    在流亡中，赫希菲尔德坚持“以科学求正义”的信仰。尽管纳粹分子在德国毁灭了他一生努力工作的成果，辞世前夕他仍坚定不移地宣扬自己终生不渝的信念：“我信仰科学，我坚信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不仅给人类必定带来真理，而且还会和真理一起带来正义、自由与和平。”（转自张北川《同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