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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作了我国第一部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专著他是国内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他是国内首位马丁奖（国际社会对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有杰出贡献人士设立的惟一奖项）获得者
张北川我的勇气来自科学

孟小捷 (2003.09.19)

	从1998年2月始，每隔两月我就会收到寄自青岛的一份资料小册子，白底黑字，颇不起眼，却承载着一项不寻常的使命———对同性恋人群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健康教育和干预，它有一个温馨的名字：《朋友通信》（以下简称《朋友》）。　　今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来到青岛，走进了《朋友》的“老家”、中国最大的同性恋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指挥部” 　　——青岛大学医学院内一间狭小而简陋的平房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负责人、《朋友》项目负责人张北川教授。　　55岁的张北川，花白头发，衣着朴素，说起话来轻声慢语，柔和的目光里蕴涵着能融化坚冰的暖意，骨子里却透出择善固执的倔强。　　除了《朋友》项目，张北川和助手目前还执行着中英项目办项目“ 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流行状况研究”，与中国艾滋病基金会合作的世界艾基会项目也即将开始；前不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洁副主任来这里考察工作后，又批准给他们一个“结合青岛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开展对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干预”项目…… 　　虽说是周末，张北川仍然在办公室忙个不停。他说自己现在是和时间赛跑：5年前中国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仅为2.5％，而目前这一数字已明显上升！据学界估测，中国男同性恋人群已近1800万人，艾滋病一旦在这个人群中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啊！　　■一个人的遭遇使我开始关注一个人群　　身为皮肤病学专家的张北川为什么要涉足被很多人视作“禁区” 的同性恋研究？　　“这与一个人的遭遇有关。　　他是我的医学启蒙老师。”虽时隔多年，讲起老师的故事，张北川仍然十分动情：“他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他懂马列、老庄、自然辩证法，他曾开过8门不同类别的课程，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尤令我感动。上世纪 80年代初，为调查沿海地区流行的一种奇怪的皮肤病，他曾有意让自己染病，在无麻醉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切下病变的皮肤进行研究…… 我曾问过他：如何才能当个好大夫？他的回答很简单：当医生就要有菩萨心肠……” 　　张北川顿了顿，语气变得沉缓：“谁料，1988年，有关老师终身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是同性恋，在以后的几年里，老师遭遇了极不公正的对待…… 　　“面对蒙受羞辱的老师，我站出来想为老师辩护，可我发现自己对同性恋根本不懂。我意识到，要化解老师遭遇的大难，只有依靠科学。这一切促使我加紧了阅读和思考。” 　　一个人的遭遇开始使张北川关注一个人群。1989年，张北川开始准备资料，1990年他开始着手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现象研究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　　在青岛采访时，我见到了对张北川一生事业影响甚深的他的老师 ———青岛大学医学院皮肤病专家秦士德教授。年近七旬的他温文尔雅，微笑着，言语不多。我问他是否可以在报道中用他的真名，他稍一迟疑，随即答道：可以吧！　　■作为学人，未看见问题则已，看见了，就有责任搞个明白　　在写作《同性爱》一书的时候，张北川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般谈话不得超过5分钟。” 　　关起门来，他阅读了约200种性学及相关学科著作，1000余篇英文文献。张北川说：“作为学人，未看见问题则已，看见了，就有责任搞个明白。” 　　两载苦读，有关同性恋的科学认识在他脑子里渐渐明晰：“老师无法接受女性实际上与我无法接受男性一样，这并不能由个人意志来安排。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大多数学界人士已认可一个观点：同性恋的形成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有先天的影响和后天18～36个月的环境影响。100多年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同性恋者占性成熟期总人口的比例为2％～5％，这个比例是恒定的，不随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而改变，同时，性定向一旦形成也不可能通过医学的治疗或者法律的惩处而改变……” 　　他在书中通过大量的科学事实阐明了一个观点：社会大众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不科学的。　　1994年2月，47万字的《同性爱》问世。出版社采取了低调的冷发行方式，没有任何宣传。　　张北川后来得知，这部书当时仅印了5000册，卖了7年，尚余100 0多本。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出版（不再把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或心理变态）后，同性恋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几个月之内，余书一扫而空。　　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张北川：“为什么在书中要把‘恋’改为‘ 爱’？” 　　他说：“其实，不是我改的。1926年，这个词被译成中文时就叫做同性爱……” 　　 ■责任推卸到这里为止　　《同性爱》出版后，张北川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一个理论问题，该回到自己熟悉的皮肤病性病临床诊疗中去了。　　那时，张北川已是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有着诸多骄人的头衔：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他说自己很欣赏肯尼迪说过的一句话：责任推卸到这里为止。“做医生也是这样。我一直想，在山东半岛，皮肤病性病诊疗方面的责任就该推卸到我这儿。我要看见莫名其妙的病，历来是要搞个水落石出。” 　　为了这个“水落石出”，他晚间经常要学到夜里两三点钟。医院、医学院两个图书馆的5种英文资料，他一期期倒着读，一直读到了196 5年；二三百种医学期刊（里面零星有　　和皮肤病相关的医学文献），他同样倒着读到了1977年…… 　　“印象最深的是张大夫每次去图书馆都是提着两个大草篮子，他借的书总是非常多，非常厚。”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　　那些日子，张北川这个名字多次出现在国家、省级皮肤病性病专业杂志上。早在1988年，他就在国内发表综述，介绍艾滋病的皮肤表现，这是国内皮肤科界最早发表的同类文献之一。　　然而，就在他准备回归临床的时候，一扇沉重的大门在他面前被命运之手缓缓推开了——《同性爱》出版后，一个个由无知、偏见导演的悲情故事随着一封封信件，一个个电话从原本深掩着的大门里涌出，重重地撞在张北川的心上…… 　　一位同性恋者的母亲当着张北川的面恶狠狠地说自己20岁的儿子：还不如当初别生下来，真不如死了好！　　一位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后，把孩子绑起来，不许他出门，逼他结婚，年轻人挣扎着逃出来卧轨自杀。　　一位有才华的同性恋画家，迫于社会压力结婚，婚后身心异常痛苦。他想离婚，却遭到妻子和父母的坚决反对，抑郁之下结束了生命。　　…… 　　“也许是医生职业本能使然，当这一切让我碰到的时候，我想，我们做医生的就要为他们老老实实服务了。”张北川神色凝重。　　在秦士德老师的积极支持下，张北川不顾周围人惊诧的目光，毅然将事业的船头转向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次选择。　　“您这样选择，夫人支持吗？”我问。　　“她知我甚深。”说起同样为医的妻子，张北川话语中含着欣慰， “我们结婚时曾有一个约定：耐得清贫，耐得寂寞，用学得的知识认真做一些事情。这些年，无论我做什么，她和我的亲长都全力支持我。我们在一起常说，能为那些在别处得不到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此生不虚……” 　　■《朋友》能走到今天，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就在同性恋者在张北川身边一个个“浮出水面”的同时，艾滋病对中国的压力也在一年年增大。　　1997年5月，北京某大医院发现的38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有12例是男同性／双性恋者；一位同性恋者曾万分忧虑地告诉张北川，他的100多位“朋友”中，近3年内被证实因艾滋病去世或因艾滋病感染而自杀、入院治疗和“下落不明”的已超过10人！在中国， 90％的同性恋者迫于社会压力已婚或将要结婚。调查表明，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而认真使用安全套的不到10％…… 　　“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将很快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人群。”张北川忧心忡忡。　　张北川办公室的大门始终向同性恋者敞开：咨询不收分文，一天几十个电话，他不厌其烦地逐个介绍科学的性行为知识，仅仅回复来信，他每天就要用去两个小时左右…… 　　从1997年夏季开始，张北川开始筹划一本小小的健康干预资料。　　“我想通过它来引导同性恋者走上健康的生活道路，最终达到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目的。我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本是朋友，也应当是手挽手走向未来的朋友，于是，我选择‘朋友’作为命名。考虑到它类似于我与许多人之间信件往来一样的某种信息载体，于是想出《朋友通信》这样的名称。” 　　此后，张北川又断续想了十余天，想出了16个字的宗旨：弘扬科学、促进健康、倡导爱心、共建文明。　　他向担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中国性学会两个相关团体的顾问叶干运教授去信请教意见。叶老复信道：“我认为这个设想甚好，有利于人们对同性恋的正确认识，更有利于同性恋者掌握性病、艾滋病的科学防治知识，可以说，这是控制性病艾滋病的有力措施之一，我表示支持。” 　　他又写信给医学伦理学家邱仁宗等国内相关学界的著名学者，请他们出任《朋友》顾问，专家们欣然允诺。　　1998年2月，第一期《朋友通信》印出。一开始没有经费，所有的开销都要依赖热心人士的捐赠。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张北川买邮票都要求人家“打折”。看到他当时的窘境，北京一位专家建议他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闻知申请获准的那一刻，张北川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项目’ 　　没有后顾之忧了！” 　　张北川说，《朋友》能走到今天，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邮寄《朋友》是每两个月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张北川说，第一次散发没有经验，他把打印好的通信地址贴在信封上寄出。不想，引起许多收件人的恐慌（易被他人当做一般宣传品而拆封），于是在以后的邮寄中他们改为手抄信封。　　对于目前每期1万份的发行量来说，要手抄几千个信封的工作量是惊人的。采访中，我看到有大学生同性恋志愿者利用周末来办公室抄写信封。张北川感激地说：“如果没有这些热心的志愿者，我不可能完成这样大量的工作！” 　　2000年11月，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福特基金会以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支持下，来自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界的权威学者对《朋友》项目作出“鉴定”：它“有效改变了男男性接触者的心理状态，这对控制艾滋病的　　流行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取得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控制艾滋病流行也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2002年，联合国在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正式文件中，表彰了《朋友》项目和张北川的工作，并引用了张北川的科研数据。《科学》杂志发表的中外科学家撰写的科研论文中，也引用了张北川他们的科研成果。　　两年前，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主动要求把《朋友》作为馆藏资料收藏。这份小小的健康干预资料带着中国数千万人关注的目光走入了历史。　　■我们得到的是心灵的奖赏　　在张北川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新一旧两个大柜子，那里面有中国防治艾滋病运动中一笔宝贵的财富——1万多封男同性恋者的来信。　　这些年来，张北川与3000多同性恋朋友通过信，电话更是不计其数。北至白山黑水，南至珠江两岸，远至天山脚下、雪域高原都有人与他建立了联系。　　去年，云南省有一个国家级男男艾滋病干预项目，整整半年，课题组找不到一个同性恋者，最后急了去找张北川。　　张北川给云南与他保持联系的20位“朋友”发了信……局面很快打开！　　在同性恋者眼中，张北川三个字代表着希望、信任和安慰。他每到一个城市，许多平日里小心翼翼隐瞒自己身份的“圈里人”，想方设法要见他一面，倾诉苦恼或寻求帮助…… 　　一些有顾虑不愿“暴露”的“朋友”，也要站在门口让进去的人指指哪个人是他，看一眼就赶紧离开……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曾称张北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提起这些，张北川淡淡一笑，说：“其实，我们只是做了很有限的一点工作，但我们得到了心灵的奖赏。” 　　 ■我道不孤　　这些年里，为了争得更多人对同性恋健康干预事业的理解、支持，张北川全力以赴，呕心沥血。　　199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等主办131次香山科学会议讨论艾滋病控制。张北川用两周的时间整理出一本十几万字的参会文集。由于极度用眼，他的左眼结膜先后三次发生出血……而正是这次会议为男同性恋者／男男性接触者社区艾滋病干预亮起通行的绿灯起到了重要作用。2000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曾明确提出，要对同性恋人群“做好关心、服务、教育的工作”。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子。”张北川说，马丁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他一直“攒”着，就是希望能把钱用在刀刃上。 2000年，当他得知很多医生和同性恋志愿者想为控制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做些事情却苦于没有资源时，他在全国8大城市资助发起了同性恋社区艾滋干预项目，如今这8个子项目都各自有了影响。他们最近所作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积极开展艾滋病干预后，同性恋群体中24.6 ％的人减少了同性性伴的数量，曾与陌生男性发生性行为者中67.9％的人减少了这种行为，使用安全套的人明显增多…… 　　2001年初，张北川因为在艾滋病领域的出色工作而成为首届马丁奖的获得者。在颁奖仪式上，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首席专家曾毅院士发言说：“是张教授使我们知道了关于同性恋的很多以前不了解的事情，他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去年，中央党校艾滋课题组来青岛，送给张北川一块铜匾，上面写着6个字：真学问，真精神。　　“科学正成为引导大众认识进步的旗帜。我们的社会正在向更和谐、更理性、更有利于人性发展的目标进步。”张北川欣慰地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北川本人提供）　　[采写后记] 　　采访中，张北川从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有他抄录的字句：“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丢掉一切疑惧，这里必须清除一切畏怯！’。”他说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后面两句是马克思引用但丁《神曲》中的诗句。“ 这些年来，我从未沮丧过，我之所以做了许多人没做到的事，不过是有一点坚持科学的勇气而已。”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又翻开了9年前他送我的那本《同性爱》著作。他写在《前言》中的一段话深深吸引了我：“本书写作期间，当年农村插队的生活场景常常重现心头：夜半　　朔风呼啸，窗纸瑟瑟做响，屋内寒意逼人，油灯荧荧如豆。土炕上的矮桌前，我披衣苦读，每有所得，心头就泛起喜悦的波澜。…… 两年来，为追求科学真理我奋力攀登，惟疲惫之极才驻足小憩。每每回首身后的路，脑海中便清晰地浮现出遥远的以往。我多次体味到那博大深沉的快乐：‘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引文出自《圣经》——记者注）！” 图片说明：　　1.为了争得更多人对同性恋人群健康干预事业的理解、支持，张北川全力以赴。　　2.这些小柜子里装着中国防治艾滋病运动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孟小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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